于洪君 | 从放映员到共和国大使【“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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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放映员到共和国大使

于洪君 | 前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大使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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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于洪君大使到任后在使馆门前留影

2005年7月，我在安徽因公出差，突然接到电话，要我尽快回京参加考试，准备出国当大使。当时，我在中联部研究室当主任，工作得心应手，对这个消息感到意外。我回答说：“2000年我参加过大使公选考试，成绩很好，没有派出。但告诉我成绩有效，以后派出不用再考。为什么还要考呢?”第二天，北京又打来电话，告诉我：“可以不参加考试了，但你还是要出国当大使。”听了这话，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很快赶回北京。当年10月21日，我飞抵塔什干，成为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

中学毕业就业无门，无意间当上电影放映员

我是1966年7月小学毕业的，当年秋天进入初中学习。但时值“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的学习生活因“停课闹革命”而几起几落，1969年底毕业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开始，大批城镇中学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我属于家住人民公社所在地、吃商品粮的“职工家属”，既不能像知识青年那样进入农村“集体户”，也不能自动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初中毕业竟因无法安置而成了“无业游民”。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70年4月，吉林省第八建筑公司招收民工参加“三线”建设。苦于无法“安置”我们的有关领导，力推我们去“三线”做工。我这个只有16岁的初中毕业生，谎称18岁，来到我省蛟河县横道河子公社，在大山深处一个国防项目建筑工地当起了混凝土工。这是建筑业较脏较累的一个工种。我有一次因劳动量大，流汗过多，虚脱在工地。工长可怜我，推荐我去文艺宣传队，我的劳动强度有所减轻。如今，时光流逝了近半个世纪，每当我看见“农民工”时，便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当年的“民工”生活。破旧的工服，脏乱的头发，疲惫的体态，伴随着无望的期待！我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就是这样的疲弱和萎靡！

我的“三线”工人生涯，不到一年就结束了。1970年，我们公社试办高中，劳动满两年的初中毕业生可以经“推荐”入学。我的劳动经历不足一年，因为在“三线”工地表现较好，获得公社教育组特批。这样，求学欲尚未泯灭的我，找到了重返课堂的机会，异常高兴。但在那个不伦不类的试验型高中，我们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在文科“以社会为工厂”思想指导下，学工学农学习解放军成了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文科以政论文章为主，包括报刊社论以及描写工农兵先进人物的事迹材料，数学主要是算地主阶级剥削帐。物理化学则是结合当时的农村实际，学习安电灯，开拖拉机，修理农机具，制作农药和化肥等。

遗憾的是，即使这样的学习生活，也没有持续下去。1971年底，上面决定停办高中，我的高中梦半途而废了。更糟糕的是，由于我家庭条件未变，“高中”毕业后，有关部门依然无法安置就业。我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广阔天地锻炼成长”的机会也没有，又要浪迹街头了。

没想到，1972年春，我时来运转了。这一年，吉林省在全省开展林业普查，我们公社成立了林业普查队，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好不容易有了工作机会，我怎能轻易拒绝？通过这次短暂的农村林业普查，我对东北平原地区的林业发展进程有了初步了解。原来，这些纵横交错的农田防护林网，竟然是50年代初期苏联帮助设计和建造的。但由于护理不善，破坏严重，进入70年代，其防风固沙功能已严重减退。

我在这个临时性的普查组中，主要承担文字工作。当年5月，县里打来电话，让我到县城参加全县林业普查汇总工作。听说还可继续工作几个月，我真的喜出望外。看来，“吉人自有天助”啊！后来得知，省林业设计院的总工程师，看好了我们公社的普查报告和发展方案，指名要我参与全县林业局普查工作。

天下无巧不成书。就在我到县林业普查总队报到的那天中午，有人叫我去接电话，说县电影管理站有人找你。我顿时感觉，我的机会来了，这次可能真有工作了！原来，不久前我在一个生产队进行林业普查时，与县里的流动电影放映队不期而遇。他们得知我的名字后，告诉我一个让我深感意外而又非常惊喜的消息：经省劳动部门批准，县电影管理站正在招收农村放映员，一经录取，便可定为三级工，享受固定工人待遇。有人推荐你，电影管理站了解后，也认为你比较合适，专门派人到你们公社协调此事，结果被拒绝了。他们推荐了一位领导的孩子，结果又让电影管理站给否定了。

这个让我意外而惊喜的消息，带给我的却是气愤和无奈。但我心有不甘，忍不住问了一句：我给电影管理站领导写封信怎么样？那位老放映员带着同情和婉惜的口气说：可能性太小，时间也来不及。他看着我苦涩的脸，随后又说：要不然，你写封信试试吧！

当天下午，我在两张林业普查表的背面，用一支越写越粗的铅笔，给县电影公司领导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求职信。为了表示我适合于担任电影放映员，有能力搞点农村电影宣传工作，我还用同样的铅笔，在同样的纸张上，画了几幅常见的报头图案，写了几行常用美术字。我预感到，县电影公司的电话一定与此事有关，一定是个好消息！

县林业局的同志，还有省里那位总工程师，事先已经知道此事。我接完电话，他们纷纷表示祝贺，说电影放映员的工作长期而稳定，林业普查总队的事就算了吧。我这林业普查总队的工作还没开始，就宣告结束了。

于洪君大使退休后以学者身份开展国际交往，2012年在美国会见布热津斯基。

电影宣传平凡而简单，我却获得了成长机遇和空间

1972年5月，我来到县电影管理站（后来改为电影公司），正式成为农村电影放映员。但我一开始就被分配到电影管理站的直属放映队，大部分时间工作在县城周围和县电影管理站。那个时候，能够在县城落脚并有份工作，已经是我的莫大福份了。

1973年初，我被调到靠近省城长春的一个公社电影队工作。原因在于这个电影队当时是我省农村电影工作先进单位，省市有关单位要抓好“典型”。在这个仅由3人组成的放映队里，我们的重点工作是配合电影放映，搞好映前幻灯宣传，“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幻灯片有的是上边发的，也有自己做的。主要内容是推动农业学大寨，宣传知识青年中的模范人物。此外，还要根据形势需要，开展时政宣传。科学种田、计划生育等，则属于常态化的宣传内容。

1974年初，我被调回县电影管理站，负责全县电影宣传工作。由于当时政治学习任务重，上面抓得紧，我们单位成立了政工组。由于人手不足，政工组和宣传组实际上是一帮人马两块牌子。所谓一帮人马，也就是三四个人，有段时间领导缺位，我事实上成了政宣组的头。也正因为如此，那时我经常陪同领导到省市电影公司开会，有时还能到外省市参观学习。随着经验不断积累，我的视野比以前更加开阔。

最有意思的是，我的“外事”经历，实际上也是从电影宣传开始的。1975年5月，省文化局指名，要我到省里向日本友人介绍农村电影放映工作。那时我连皮鞋都没有，想买也买不到，只好买双球鞋，穿件当时流行的“四兜服”，独自赶往长春，在省国际旅行社开展我人生第一场外事活动！

我的外事“首秀”非常简单。省电影公司一位领导事前告诉我，这批日本人对华非常友好，专门放映中国电影，但对中国不太了解，你放开讲就行。不知道当时上面为什么对我那么信任，我侃谈一小时，既没有参阅材料，也没有谈话要点。只有一名日文翻译，一名中方陪同。日方团长名叫黄河义一，是位70多岁的老者。他对我这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非常客气，听讲非常认真，还不时提点问题，譬如什么是文艺创作“三突出”原则，什么是文艺工作“三为”方针等等。会谈结束时，这位老人拿出签字本，让我题词留念。我对此毫无准备，不知如何下笔，急中生智，写下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文革”时期，中国的电影事业与其他各领域一样，长期处于非正常状态。文革前拍摄的国产电影和进口影片，几乎全部封杀。最初允许放映的，只有《地道战》《南征北战》。后来为适应“时刻准备打仗”的需要，解禁了教学片《地雷战》，城乡各地只能放映这“老三战”。此外就是每周一部短记录片《新闻简报》。7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改善，反映抗美援朝的老故事片陆续解禁，朝鲜影片《摘苹果的时候》等在全国热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卖花姑娘》，一度感动整个中国。1974年，《红灯记》等八个样板戏被搬上银幕。组织群众集体观看，搜集群众观后感，编写相关材料上报或发表，是电影放映工作的主业。

那时，中国与越南以及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的关系较好。反映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琛姑娘的森林》和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影片《第八个是铜像》《多瑙河之波》等，也在中国城乡放映。但观众对这些电影的制作方式和表现手法不太理解，有时也看不明白，民间因此流行“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欧洲电影莫名其妙”等嘲讽式说法。有一段时间，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中国以内部批判方式放映《日本海大海战》等美化军国主义、为侵略势力扬幡招魂的影片。此事轰动一时，民间又多了“日本电影内部售票”的说法。

观众对外国电影见仁见智，不足为怪。从事电影放映和宣传的人，只能报之一笑！其实，电影的放映和宣传并非单纯文化娱乐，而是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文革”初期，由于中苏两国尖锐对立，苏联影片全部禁映。后来，为了适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需要，《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等苏联影片恢复公映。放映和宣传外国影片，特别是这几部苏联电影，我了解到不少其他方式不易得到的世界史知识，大大开拓了我的国际视野。再加上我当时负责单位内部的政治学习，要带头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原著，自觉不自觉地对世界现代史、当代国际事务发生了强烈兴趣。1978年上大学后，我特别热心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喜欢研讨苏联东欧问题，根源就在于我的电影放映员经历！

那时候，我非常渴望得到正规的系统化的学校教育，但全国的高等院校全部停办，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记得当时一位旅居美国的著名华裔学者来华访问时曾经说过：中国大学停办造成的人才空白，若干年后就会显现出来。《参考消息》转载的这句话，让我刻骨铭心。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连大学都不办！

自1972年起，我国的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曾经部分地恢复招生。但那时的招生并不需要文化考试，而是要由组织推荐。但推荐过程内幕重重，很多人不明就里。我这个电影放映员算是有了工作，上大学，门都没有！

1974年，我国高校招生改为推荐加考试。正因为要考试，那些不大注重学习的人知难而退了，上大学的“指标”也就相对宽松了，我们单位也有了两个名额。只可惜，那点阳光普照不到我。被推荐的两位同事一个没有考上，另一个被中专录取，但没有报到。而我，只能继续望学兴叹！

1976年，“文革”结束。我预感并期待中国社会出现某种变化，但我个人的境况此时却不太好。一是1974年5月我单位党组织决定接收我入党，主要领导为表示对年轻人的关爱，坚持要在鉴定材料中写几点不足，结果上级党组织决定对我继续考察；二是1976年县委组织部准备同时解决我的入党和提干问题，但有人反映，说我的鉴定材料是自己写的。结果问题大了，组织部的军代表不问青红皂白，将我打入“不能使用”的另册；三是“文革”结束后我单位一把手两年时间三次换人，新领导哪里认识我，哪里会管我的事！这一年，时逢家父病重，我在医院护理，的确也影响了自己的发展。心灰意冷之余，我想调离这个单位，结果触怒了主管部门文化局领导，我陷入欲进不成、欲退不可的两难境地！

于洪君大使退休后以学者身份从事国际交往，2013年在北京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

十年寒窗苦读不已，心存高远期待厚积薄发

1977年10月，国家宣布对高校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高等院校招生今后将以考试为主。听到这一消息，身边许多人奔走相告，跃跃欲试，认为改变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可我却兴奋不起来，甚至连参与高考的愿望都没有。原因是我父亲罹患重症，需要有人陪床护理。另外，高考到底是什么阵势，难度到底有多大，我心里没底。我只有完整的小学文化课功底，虽然通过自学补充些文史知识，但应付高考能行吗？大学离我似乎依然是遥不可及的！

1978年春天，我到长春办事，路过吉林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工业大学校区，看到刚刚入学的大学生们成群结队，或是去上课，或是去开会，心中充满了羡慕和伤感。这时，我已看过1977年吉林省的高考试题，发现考卷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当年6月，家中的弟弟准备高考，让我帮他找点复习资料。我到县师范学校取材料时，突然萌生了也要参加高考的念头。我向单位领导做了汇报，希望能给我几天假，以便我集中时间准备一下。那位刚刚到任的新领导是中学校长出身，对我很不了解，但同意了我的请求。我知道1978年的高考会大大难于1977年。这次是全国统一出题，并且有更多的人做了认真准备，竞争会极为激烈，录取分数线不可能像恢复高考第一年那样低！我衡量了自己的优势和短板，决定放弃对数学课的复习，集中有限时间和精力，突击准备文科其他四门课程，争取总分过线。我觉得，文科四门课，总分超过300还是有可能的。而只要超过300分，无论如何，肯定可以入线。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参加的高考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如果我全面出击进行准备，我的数学课得不到几分，但会严重影响其他各科成绩。放弃数学课，充分准备其他各科，最后得了315.5分，成功地进入了吉林师大政治系。应当说，这个成绩虽然超过了我预期300总分的目标，但并不理想。原因在于我的语文试卷居然只得65分！一道分值高达40的缩写文章，我理解为改写，几乎没得分。不过，这次高考的最终结果比我预想的好，我意外地进入了吉林师范大学政治系。考试前填报志愿时，我考虑到自己缺考一门，总分不会很高，仅仅填报了吉林省几个地区级师范学院。进入吉林师范大学，真的是我的造化，也是我改变人生命运的新起点！

记得参加高考考数学那天下午，我没去考场，而是到办公室上班去了。同事们兴高采烈地议论高考的事，突然发现我神色淡然地听他们在讲话，所有人顿时语塞了。有人忍不住问了我一句：你不是考大学吗，怎么没去考场啊?我笑了笑，回答说，我数学不考了！大家觉得我可能是知难而退了，此时无声胜有声，谁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1978年我省高考成绩公布那一天，县城里人人奔走相告。虽然此时已是恢复高考第二年啦，但人们的关注程度一如当初。不管家里有无考生，人们都在谈论此事。甚至不管自己是否参加了考试，也要去县师范学校大墙张榜处看看考分。我最初听到的消息是，这次高考成绩普遍好于上一次，总分300才算上线。全县3万多考生，共有300多人入围。当时我反复估算多次，总觉得自己得300分应当问题不大，但为防止意外，落下笑柄，我没有急于去看自己的考分。而是等待那些有好奇心的来通知我。有一位年轻同事没有参加高考，但对此事十分热心，他见我迟迟不去看分，也不议论此事，半是揶揄半是安慰地对我说：你这回上了“负担”大学了吧？没考上大学，别成负担啊！我只能报之一笑！

真正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我虽然表面平静，没说什么，内心还是有些激动和不安。那年我已年满24岁！我心想，在电影公司工作六年多时间，浪费了太多的时光，如果早有这样的机会，我大学都已经毕业了。但转念又想，如果不是在电影公司这样的单位工作，如果不是人事电影宣传这种摆弄文字的工作，可能我也没机会学到那么多知识，没有可能通过高考这一关。我庆幸自己终于还是等到了时来运转的这一天，庆幸我们国家终于恢复了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感谢党中央正式宣布结束“文革”，感谢改革开放并全面恢复高考制度，让我们这批已经近乎无望的年轻人坐上了时代发展的末班车。

1978年10月12日，我进入吉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开始了为时4年的大学生活。到校后才知道，吉林师大政治教育系这年总共招收了170多人，有农民、工人、学校教师、机关职员、下乡知识青年，还有部分现役军人，分别来自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其中年纪最大的34岁，最小的只有17岁。大家抱着同样的强烈求知欲，怀着改变自身前途命运的美好幻想，走到了一起。那是改革开放之初，长春市和全国一样，经济形势还相当困难，学校经常出现停水停电现象。为了抓紧时间学习，晚上停电时，同学们经常跑到邻近的吉林工业大学去自习，还有些人跑到马路上借助昏暗的路灯看书写字。夜里九点学生宿舍统一熄灯，有些同学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个别同学因为“走光”甚至还挨了批评。那时，学校的伙食也不是很好，虽然师范院校助学金高于一般高等院校，仍有个别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同学，长期坚持晚饭时不买菜，而是把馒头带回宿舍，就着一碗白开水用餐。我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修完大学四年课程的。

吉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当时最主要的课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此外还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世界近现代史、法学、中外哲学史、中外政治思想史等。当然还有师范院校必不可少的教育心理学、教学教法等课程。由于我们这批学生文化课功底参差不齐，学校还专门为我们开设了现代汉语课。所谓现代汉语，其实是初中学生就应掌握的最基础的汉语知识，也就是从“主谓宾”等最浅显的语法现象学起。

由于同样的原因，也由于学校师资力量原因，学校对我们的外语学习要求也不高。政治教育系学生，要求统一学习俄语，总共学习两学年，240学时。用老师的话说，学完后，“借助辞典可以阅读专业书就可以”。实际上，仅仅靠两年的公共课学习，学生的外语根本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因此，当我们大学毕业时，很多同学因为外语水平差而根本无法报考研究生。我考研究生时，俄语得到了85分，当时是比较高的。原因在于我大学三年级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报考研究生，因此在坚持俄语自学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当时，我们系也有少数同学，因为上大学前就已具备英文基础，经过特许后，到英语班学习英语。他们的总体英语水平，大致也是如此。

大学学习期间，我特别喜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课，阅读了校图书馆中几乎与国际共运相关的所有藏书，尽最大可能扩展自己有关国际共运的知识视野。有同学因此称我是国际共运专家。记得有一次学校有关方面组织学生开展学术讲座，让我讲一次国际共运史问题。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为题，分析了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而复杂的发展历程，得出了国际共运正处于历史低潮期的结论和判断。当时，我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预见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我只是从中苏分裂并全面对抗、苏联镇压东欧地区的改革运动、蜕变为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败坏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等事实出发，做出自己的独特判断和估计的。这种观点和看法当时还不多见，因此有同学开玩笑，称我是“低潮儿”。后来听说系里某些老师对我的观点有异议，认为这是自由化倾向。我自己也多多少少地感受到了某种压力，不过，毕竟时代变了，大学的学术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我并没有因此遭遇太大的麻烦。

1982年大学毕业时，吉林师范大学已经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我直接报考了东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国际共运史研究生，并且是以425分的好成绩录取的。报考东北师范大学之前，我曾经考虑是否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因为中国人大的国际共运教学和研究，在国内是属一属二的，如果在那里学习三年，结果会大不一样。但有人告诉我，报考研究生，第一考虑是哪里胜算大。我觉得此话有道理，况且，以我的学习成绩和专业知识，未必拼得过人大毕业的学生，我的竞争优势并不太，报考东北师大，我基本上可以稳操胜券。

在东北师范大学学习国际共运史的三年，同时也是进一步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年。三年学业期满，我在吉林省委党校工作了一年，作为青年教师，为党校学员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记得非常清楚，这门课在苏联称作科学共产主义。为区别于“苏联修正主义”，我们将其名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但学科体例和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概念和政治述语，大同小异。特别是有关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时代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等问题，我们两国的理论差异实际上并不大。但我们的确也有了自己的理论创新，譬如“三个世界”理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等。

不过，也有些重要理论问题，中苏两国理论界始终争论不休。双方都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譬如，如何认识帝国主义是腐朽没落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并实践列宁所提出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何界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方向与道路，如何看待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人类社会是否存在趋同倾向，双方争论还是很大的。

在我们国内，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扩大，思想解放持续向纵深发展，理论界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许多理论问题，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认识新思考。在党校与学员接触时，我一方面为他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所感动和感染，这些来自基层的党员干部几乎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迫切希望了解外部世界，希望对改革开放引发的新问题、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新关系做出新的解释。另一方面，我也深感自己的知识水平相当有限，仍不足以应付自己的新职业和新工作所带来的新挑战。我决定放弃刚刚安顿下来的新生活，继续求学，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1986年10月，我通过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考试，进入国际政治系，师从高放先生，专业方向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学习期间，正值苏联东欧改革，国际社会极为关注。我以苏联改革为背景，全面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由生气勃勃走向停滞不前，最终在改革中迷失方向、陷入全面混乱、风雨飘摇的历史过程。那时，苏联还没有完全解体，但走向崩溃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我和我的导师都对苏联这艘大船走向沉没感到婉惜，对苏联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解。

1989年7月，我结束了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业，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那时，国家已经不再对高校毕业生进行统一分配了。尽管我们是博士生，全国也没有多少，属于稀缺人才，但还是要自己找工作。我不想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希望北京找个单位继续我的专业研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是专门从事党的对外交往的部门，在苏联东欧和国际共运研究方面有很强的部门优势。我决定到这个单位去试试运气，结果不错。苏联处一位处长找我谈了话，然后报请干部部门批准，单独为我组织了一次考试。说是考试，其实就是找篇俄语文章，让我翻译一下，也没有人监督。有趣的是，考试两个小时过去后，没有人来过问，我老老实实地在考场里静静地等到12点多，直到我在在该单位工作的一位老同学找我去吃饭，组织考试的同志才想起此事，开门放我出来。不过，他们对我的试卷还是满意的，不久后就通知我到中联部苏联东欧局苏联二处上班了。来到这个单位，一干就是20多年，直到退休为止！

陪同国内代表团参观访问后与当地孩子合影 

加盟外事工作队伍，动静结合步入人生新里程

中联部成立于1952年，第一任部长是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对苏联和东欧地区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党际交往，是中联部最主要的工作职责之一。我到中联部时，中苏关系还没有正常化，但双方的敌对情绪已经大大缓和。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已经提上日程。中联部根据工作需要，在苏联东欧局内设立了两个苏联处，苏联一处负责其国内事务，苏联二处负责其对外政策研究，包括中苏关系问题。我被分配到苏联二处，竟然坐在了据说是老部长王稼祥同志当年使用过的办公室里！

我本来就特别热心于苏联问题研究，也是个永远闲不住的人。我来部那一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访问了中国，中苏两党两国达成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共识，结束了近30年的对立，实现了正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联部对苏工作日趋紧张和繁忙。中联部订阅的大量俄文报刊和其他信息资料，为我进一步丰富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知识，开拓有关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视野，提供了在校学习时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当时正值东欧剧变、苏联动荡之际，我除了按工作职责，大量翻译、处理、撰写有关苏联外交的文稿，同时也广泛涉猎苏联历史和现实、国内改革的其他所有问题，并且还密切关注东欧各国政局的发展变化，关注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苏东剧变的政策、策略和手法，关注美国等西方对华政策的发展脉络与主要动向。

关注和研究这些问题，不但可以与我的领导和新老同志们共同探讨，同时还有机会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活动，有时还要到外交部、外宣办、新华社、社科院、军科院以及高等院校等相关机构和部门进行交流和研讨，这对我进一步提高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包括各类文稿写作水平帮助极大。我非常这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环境和机会，经常加班加点，夜以继日，不但写出许多内部调研报告和文稿，同时还参与了部外某些机构的课题研究，参与《世界社会主义比较研究》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大辞典》等工具书编写，公开发表了不少学术性和时政性的文章。我记得，长约4万字的《中国两国共产党相互关系70年》、资料性文稿《战后苏联共产党队伍建设30年》、时评类文章《苏联外交新思维的缘起与演变》《苏联共产党已经深陷危机》《8·19事件新后的戈尔巴乔夫》等，都是这个时候发表的。这些文章在圈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激发了我的研讨兴趣和热情。当然，过于热心对外发表文章对我的负面影响也是有的，虽然我公开发表的文章都是业余时间撰写的，参与外部研讨活动都是经过批准的，仍有人认为我名利思想在作怪。

1991年5月，应苏联党和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了苏联。中联部作为业务主管部门，承担了此次访问的政治准备、新闻宣传和礼宾事务等绝大部分相关工作。我部分地参与了某些文件的草拟，学到了不少新东西。此时，苏联的改革已经陷入严重混乱，所谓的政治民主化、意识形态多样化，特别是“公开性”、“消灭历史空白点”，引发全社会无休止地揭露苏联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被彻底否定，经济秩序和居民生活滑向危机总爆发的边缘。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层处境已极其困难。

在这种形势下，苏方期望通过中国领导人的此次访问，提升自己的国内外威信，并且希望在访问过程中，为苏联提供一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平息社会对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层日益加剧的不满情绪。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中方决定满足苏方要求，同时也借机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我因此获得了乘火车护送这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去莫斯科的机会。

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火车从二连浩特出境，途经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入苏联。当时，大批中国“倒爷”与我们同乘这趟著名的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车厢里的秩序不是很好。沿途经过的苏联火车站，大都一片混乱。许多当地居民早已等候在车站，迎接中国“倒爷”带来，目的是抢购一点的中国日用商品，让我唏嘘不已。想不到自称为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竟然是这个样子。到莫斯科后，看到莫斯科机场停放着许多架苏产大飞机，我又感到非常震动，觉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有成就的。特别是看到红场上许多人自发地排队等待瞻仰列宁遗容，又觉得苏联毕竟不是一般的国家。这个国家一定能克服眼前的困难，通过艰难的改革和探索找到复兴社会主义的新路，使苏联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1991年8月，苏联共产党被取缔了，当年底，苏联解体了。

苏联解体后，我以中联部苏联处副处长的身份，在俄罗斯南方城市顿河罗斯托夫做了将近一年的访问学者。访学期间，得知国内机构调整，我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中亚处处长。出于新职务的工作需要，我利用在南俄学习、靠近中亚地区的有利条件，结识了几个中亚学生，跟随他们到中亚做了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对这个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区，有了一点感性认识，不经意地为我后来到中亚工作，做了一点精神准备。

1996至1998年间，我以一等秘书身份常驻阿拉木图，在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工作两年半时间。赴哈之前，作为中联部中亚处处长，参与了一位中央常委出访中亚和东欧的相关工作。虽然此前因工作关系，我已经多次随团或带团出访中亚，途经过不少国家，但参与高访团的筹备和相关工作，这是第一次。以前我也没去过东欧，此次随团访问罗马尼亚，通过阅读相关材料和实地考察，对东欧剧变时罗马尼亚血雨腥风般的政权更迭过程，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并且还参与会见了罗马尼亚政权更迭后的主要领导人伊利埃斯库等罗方知名人士。回国途经布鲁塞尔，对从未造访过的比利时这样的发达国家，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所有这一切，大大地开拓了我的视野！

我在驻哈使馆工作期间，中哈关系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双方的高层互访十分频繁，政治关系非常稳定，多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推进。随着中哈铁路口岸的开通，中哈人员往来密切，中国商品大举进入哈国市场，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和整个中亚地区的影响迅速提升。1997年，两国政府商定，李鹏总理当年秋季将率团访问哈国，代表团成员包括常务副总理李岚清。但当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后，李岚清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出访规格要有相关调整。哈方决定按李岚清的新职务接待来访，并且很快做好了接待准备。考虑到哈国意愿和中哈关系发展水平，中方决定原订访问时间不变，但将代表团一分为二。所以，这年10月，李鹏总理和李岚清副总理分乘两架专机，作为两个不同的代表团，同日抵达阿拉木图，对哈国进行友好访问。此举不仅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亦属首例。中哈能源合作，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启动的。华为等中国知名民营企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哈萨克斯坦的。

从哈萨克斯坦回来后，我到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研究局工作了一年多。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党的总书记，外办的主要工作是为组长即总书记服务，同时也对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进行政策统筹和规划协调，此外还要进行重大国际问题和外交外事工作调查研究。这个单位人不多，对外一般称中央外办，主任是原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刘主任曾长期主管对美工作，外交外事工作经验非常丰富，政策水平很高。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为中央领导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他非常重视队伍建设，尤其关心我们这些所谓调研人员，经常亲自组织和引导我们讨论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任务。外办承担的许多重要文件和文稿，他都亲自参与撰写或修改，引经据典精益求精，遣字造句细致入微。2000年出版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这是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由我们中央外办的同志集体编写的。

刘主任等中外办领导对我们这些当时尚属年轻的干部非常关心，要求也极为严格。记得1999年国庆前夕，负责干部工作的秘书局通知我，办务会正式决定任命我为政研局参赞，并且还为我制作了带有中南海紫光阁烫金图案的名片。我1991年即已担任中联部中亚处处长，到驻哈使馆工作时已经是老一等秘书，正处级已有8年之久。领导同志发现我对此项任命不大热心，开导我说，有了参赞的身份和经历，今后你就有资格被提名出任驻外大使啦。当时我对此仍不以为然，因为我是中联部管理的干部，而中联部不同于外交部，根本没有这种职务系列，无法做对应安排。中外办的任命中联部无法认可，有关部门也不能依据这个身份派我出使国外。虽然中联部曾经有干部担任过驻外大使，但那绝对是个例。凤毛麟角之中不会有我！

2000年春节过后，我调回中联部工作，担任研究室副主任。2003年春夏之交，我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由于中联部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对外新闻工作，经有关部门批准，中联部研究室同时也拥有新闻局职能，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同时也是中联部新闻发言人。

由于这一工作职责，我在研究室工作期间，曾以新闻发言人身份，多次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外的准备工作，有时还要作为代表团成员，全程参与访问，其中包括总书记对朝鲜、越南的访问，也包括其他政治局常委对周边地区、亚非拉发展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的重要访问。这些访问级别高，任务重，影响大，敏感性强。有些访问还存在时间非常短，日程变数多等复杂情况，工作强度和压力很大。在中央有关方面，首先是部领导的直接指挥和协调下，同时也由于相关部门和单位全力配合，由于同事们高度负责并认真工作，我和研究室所承担的高访任务从未出过问题，即使有时遇到意外或“险情”，最终也都顺利化解。我个人对此甚深欣慰。

为便于对外交往，特别是便于同国外智库进行学术交流和政策对话，经有关部门批准，中联部研究室对外可以使用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名义，我因此有机会以该中心主任身份带团出访或参加国际会议。这种工作性访问，一方面是要宣传我国的改革开放成果、和平发展道路、对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是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开展释疑解惑工作，以增进外国政党政要，包括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对我国的了解与认知，同时也坦诚地交流治国理政经验，研究借鉴国外的发展思路和治理方式。

出使塔什干五年，重任在肩而未辱使命

2005年10月，我奉命前往塔什干，出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从行政级别看，我依然是正局级，似乎没有变化，但社会普遍认为，大使职位更为重要，更加荣耀，也更显神圣。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纷纷对我表示祝贺，期望我能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成就。我也为自己能够成为国家主席任命的特命全权大使，能够代表一个世界级大国全权处理中乌关系而骄傲和自豪。但骄傲与自豪之余，我也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无比巨大。乘坐乌方提供的大使礼宾专车驶向总统府，向总统递交国书并宣读颂词那一刻，我的使命感、荣誉感和责任感，比接到任职通知时更为强烈，信心和压力再一次油然而生。当时心里想的最多的就是：绝不有负国家的信任和重托，绝不有辱大使的荣誉和使命！

于洪君大使到任后举行到任招待会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原来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1991年宣告独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也是该国独立后卡里莫夫总统最早访问的国家之一。中乌两国历史联系千丝万缕，民间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张骞出使西域、唐僧西天取经，很多故事都发生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两国建交后，双方各领域友好关系不断发展。屈指数来，我已是中国驻乌第五任大使。

我在担任驻乌大使期间，中乌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运行平稳。双方高层互动频繁，政治互信不断提升；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大项目合作日益增多。起始于土库曼斯坦，途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顺利建成，彰显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与中国开展战略性合作的真诚意愿。中乌之间的人文交流进一步活跃，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双方合办的孔子学院，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优孔子学院，乌方院长亦连续多年被评为最优院长。大使馆与乌方政府机构、社会组织、高等院校、智库与媒体的关系相当融洽。维护中资机构和企业在乌合法权益，力度不断加大。扶持包括维吾尔文化中心在内的华人华侨社团，工作有声有色。中国使馆堪称塔什干最活跃的外交使团。

于洪君大使到任后不久即到中资机构和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在华为公司座谈后与员工合影

当然，从事任何事情，开展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没有困难、麻烦和挑战。大使也是如此。我在塔什干工作期间，遇到的最大问题首先是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国内反分裂斗争形势严峻时，流窜境外的恐怖分子曾扬言要绑架中国大使和外交官，我本人和使馆同志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现实威胁。在国内有关方面的有效指导下，有乌方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我们的防恐反恐工作非常扎实，没出任何纰漏。排除西方势力干扰，争取乌方支持引渡恐怖分子的工作，也卓有成效。

在塔什干工作期间，我们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地震的威胁。上世纪60年代，这里曾经发生过强烈地震。我到使馆工作第二天夜里，就赶上一次有感地震。当时床铺的摇晃已相当剧烈，使馆不少同志都被惊醒，但习以为常的塔什干人平静如常，我们也就放下心来。后来，有天中午，塔什干发生一次震感更为强烈的地震。全城突然停电，大使官邸和使馆的大门无法打开，所有通讯设施陷入瘫痪。我在官邸与使馆失联将近一个小时，使馆的办公楼也遭到轻度损坏。我及时向国内汇报了震情， 请国内考虑使馆应急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国内十分关心我们的安危，在驻外机构开始用车改革，不再保留公车的情况下，破例批准我馆保留一辆中巴车，随后又批准我馆购置发电设备，自建发电机房，以应不时之需。使馆的应急机制建设前进了一大步。

乌兹别克斯坦朋友为于洪君大使赠送民族服装

处理中乌两国关系中具体事务，我们有时也会遇到问题和麻烦。譬如在接待国内高级代表团访乌，或是邀请乌方领导人或代表团访华，围绕着日程、安保、新闻、礼仪乃至食宿安排等问题，常常会出现不同的意见和主张，有时会形成分歧和争执。围绕经贸关系和项目合作以及护侨工作，双方有时也会出现不同观点和看法。但中乌两国毕竟是友好国家，我们之间没有谈不扰的问题。正是由于在乌工作非常顺利，我很喜欢大使这个崇高职业，也特别留恋乌兹别克斯坦。也正因为如此，2008年夏季，当外交部主管领导征求意见，问我是否想换个国家当大使时，我未加思索地表示，希望能在塔什干继续工作下去。这也是我出使乌兹别克斯坦长达五年之久而未曾换馆的重要原因。

时光五载，似水流年。令我欣慰的是，乌方对我这位大使的工作也很满意，评价很积极。该国前总理、现任总统米尔季约耶夫，曾经当着我的面，对到访乌国的我国领导人讲：你们这位大使，无论从维护中方利益的角度看，还是从发展两国关系的角度看，都是非常出色的！乌国一位前议长、一位前副外长，也曾对到访乌兹别克斯坦的中方领导人表达过类似看法。

于洪君大使离任时与出席离任招待会的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工作者合影留念

2010年底，因组织上另有任用，我按惯例做了一系列辞行拜会，启程回国。但我的乌兹别克斯坦情缘，我的大使故事，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2011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签署命令，授予我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勋章，以表彰我为中乌关系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奉令在北京为我补办了授勋仪式。此时，我在国内工作已近一年，乌国总统还能想到我，这令我十分感动。我想，这个勋章和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本人，同时也属于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的全体同志，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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